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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核實中..2011-03-30 10:41:48 來源:中國建筑家網
中國1912年以來的書法篆刻。清代末年，由于引進了西方先進的印刷技術，存世的古代書跡，包括近世出土的殷墟的甲骨、齊魯的封泥、西域的簡牘、河洛的墓志以及帛書、紙卷等，大量影印，流傳甚廣，加上各種形式展覽會的盛行，特別是辛亥革命后故宮的開放，私人和內府珍藏的書跡名品公開陳列，使當時學者能見前人所未見，知前人所未知，學風丕變，仿秦漢、宗魏晉成為一時風尚。并開始出現南帖北碑自然融合，篆、隸、草、楷四體并用的新趨勢。
中華民國時期
民國初年，書法家以康有為、鄭孝胥、沈曾植、吳昌碩等人最為著名。康有為的書法初臨《樂毅論》以及歐陽詢、趙孟□，后改習六朝碑版，晚年則“欲孕南帖、胎北碑，熔漢隸、陶鐘鼎，合一爐而冶之”。他的楷書，尤其是擘窠大字，縱極瑰偉，在曲鋪橫宕的書勢中融合圓直狹長的二王(王羲之、王獻之)行法；行、草參合篆、隸筆法，顯得蒼古質樸，奇宕縱橫。所著《廣藝舟雙楫》，抑唐尊魏，倡導碑學，影響很大。鄭孝胥也是一位以帖入碑，由唐宋而上溯六朝的書法家。他的楷書，堅挺清剛，于沖夷處寓有激蕩的氣調，由此一矯清末以來趙之謙、陶□宣飄泛、板滯的習氣。同時,他的篆、隸書,矯健飛動，也能自標一幟。沈曾植的書法,初學包世臣、吳熙載,晚年取法黃道周、倪元璐,且上追鍾繇、索靖，能博綜諸家，純以神行,尤其用章草法寫行書,氣格高古,有人譽之為張芝復生。所著《海日樓札記》、《海日樓題跋》，用治學的方法論藝術，深入精微，特別是敘述書畫融通之理，書體遞變之跡，辨析“六代清華”與“三唐奇峻”的分野，石刻和墨跡的差異，擘肌分理，十分透徹，可以說是發前人之未發，代表了近代書學研究的高度與深度。吳昌碩以篆書擅名。他寢饋石鼓文，參用草法，凝練遒勁，樸茂雄深，面目一新，結體左右參差，行氣如虹，卓然成為一代宗師。同時，“強抱篆隸作狂草”，行草書蒼勁雄健，氣度恢宏，也不同凡響。近代書法，吳昌碩、沈曾植最為大家，功力之深，境界之高，遠遠超過前代。
康有為書聯
近代篆刻也以吳昌碩為代表。他融合浙、皖諸派，“鑿窺陶器鑄泥封”，尤得力于書法，運用石鼓文意態，鈍刀硬入，樸茂渾成，開前古未有之奇，不僅時下成風，還遠播域外,至今不衰。同時期的黃士陵以利刀切石,不做破損，又開新風，平中求奇，蒼勁跌宕,金石意濃,與吳昌碩無分軒輊，并峙印林。趙時□穩練儒雅，韻致瀟灑，也堪稱名家。
30年代，書法發展漸入正軌，熔今鑄古，已不分碑、帖之學，且廣拓新境，競趨光大，啟開現代書法的藝術門戶。當時李瑞清的書法用筆遒練，體勢開張有致，亦一時之俊。當時有馬宗霍著《書林藻鑒》，匯編歷代有關書法評論的資料，引征書籍達367種，體例雅正,因人見書，因書知人，檢索十分方便，而且能利用新出土的史料闡述各朝書法，頗有新意。胡光煒的《書藝略論》與沈曾植一樣，也用治學的方法論藝，其中不乏精深的論述，尤其碑、帖并重和融合南北書風的觀點，為時立言，對當時書法藝術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。
李瑞清楷書
自從康有為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倡導“若欲復古，當寫章草”之后，王世鏜編纂《稿訣集字》，卓定謀編著《章草考》，相繼鼓吹章草，影響所及，研習章草之風十分熾盛。其中王世鏜書法古拙沉雄，最為著名，于右任稱之為“古之張芝,今之索靖,三百年來世無與并”。其后于右任受其影響，在北碑的基礎上兼善章草，傍古汲今，博采狂草書諸家名跡至漢魏木簡，終于以蒼勁奇宕的風格，成為近代繼沈曾植、吳昌碩之后的又一位大家。于右任鑒于章、今、狂三體草書形態各異，辨認困難，乃倡導標準草書,并在1932年創立標準草書社,1936年出版《標準草書千字文》，后又相繼成立標準草書研究會,對草書研究有一定的貢獻。與此同時,謝無量、馬一浮，有“謝沉馬浮”之評，相映成趣，馬一浮兼工各體，成就卓著。
于右任書聯
篆刻則有王□、趙石。王□嚴謹整飾,纖美絕倫;趙石刀筆凌厲，樸茂雄深，也堪稱一代名家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 書法和篆刻作為一種藝術門類得到國家的重視與提倡，并且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,得到了新的發展。沈尹默專精褚遂良，深淳凝整,又由楷入行，致力于王羲之、王獻之體系，取精用宏，特別講究用筆,精力彌滿。他晚年在上海主持書壇,有專著《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》和《二王法書管窺》二書，闡發筆勢、筆法，倡導以腕用筆，影響很大。
同時林散之以作畫的原理寫草書，意趣雙暢，常見虛實變化，筆墨雙茂，不涉浮華，氣韻境界也為之一新。沙孟海的行草，參合鍾繇、索靖、歐陽詢、顏真卿筆意，能錯綜變化，獨出己意，沉雄茂密，特別是在晚年，融會貫通，更加精善，深受海內外人士的激賞。王遽常的章草，沉著凝練，險勁古樸，尤為精絕。其他寫章草的諸如高二適，能融合今草、狂草，骨力遒勁；鄭誦先參以漢魏,氣勢渾樸,也各具新意，并稱時彥。吳玉如、啟功等，則著稱于北方。
王遽常章草
篆刻以齊白石最為著名。他參考漢代急就印,及《三山公碑》單刀直下，勁辣有力，而且印從書出，筆力剛健，布局又能逸趣天成，戛然獨造，終于以奇肆勁挺的姿致馳譽印壇，名聞遐邇，國內外皆有影響，追隨者甚多。壽石工融趙之謙、吳昌碩、黃士陵于一爐，工力頗深，刀筆老到，雖少見開張之勢，但寓拙于巧，又以其詩詞文學修養，滲入印中，韻味雋永，在北方頗有影響。
其他如易孺，親炙黃士陵，后來變化，參吳昌碩之長，鈍樸散朗，自具風貌。喬曾劬服膺黃士陵，更參以出土的金石遺文，呈現新的境界，整飾清剛，軒軒霞舉，別具風貌。王個□、諸樂三和陳巨來、方介堪各為吳昌碩和趙時□的弟子，也能謹守師法，發揮光大。至于鄧散木，繼承趙之謙的衣缽，也有聲名，尤其是他的《篆刻學》一書，論述印章源流、篆刻流派以及章法、刀法，翔實扼要，對于篆刻藝術的入門，有著良好的向導作用。
書法教學進入大學文科。自北京大學開設金石學課以來，至1963年潘天壽、陸維釗于浙江美術學院創立書法篆刻專業，延請名家沙孟海、諸樂三、方介堪、朱家濟教授。1979年陸維釗、沙孟海、諸樂三又設班指導書法篆刻研究生。1988年，中央美術學院亦設書法篆刻專業,招收4年制本科生。一批精通書法篆刻技法與理論的中青年脫穎而出。
書法理論研究 近現代的書法理論研究也日趨繁榮和深入。諸如碑版的寫手、刻手問題,1932年沙孟?！杜c吳公阜書》，早已提及，后又幾次論及。至60 年代，北方啟功，南方商承祚不約而同地在文中闡說此問題，這無疑是近代書學研究的新突破。舊時論漢印，至多區分西漢、新莽、東漢3期。羅福頤不時引用考古發掘新資料來論證古印制度。馬國權新著《漢印概說》，更用考古發掘資料論證漢印分期，區分為西漢早中晚、新莽、東漢早中晚7期。這個印學界劃時代的新工作,雖屬初創階段，卻表明印學研究已經開始向細密化發展。
書法篆刻史自沙孟海1928年發表《近三百年的書學》和《印學概論》有系統地論述以來，其后有潘伯鷹《中國書法簡論》、陳定三《民國以來書家勢評》、于大成《書史概述》、莊嚴《六十年來之書學與帖學》、丁念先《六十年來甲骨文金文與碑學》，最后沙孟海又撰寫《中國書法史圖錄》、《印學史》。這樣經過50余年努力，中國書法史和中國篆刻史初具規模，并且日趨完善。
近現代有關書法篆刻理論的著述，除上文提到的以外，有影響的還有楊守敬《學書跡言》，楊逸《海上墨林》,余紹宋《書畫書錄解題》并吳辟疆補,葉德輝《游藝卮言》，劉咸□《弄翰余瀋》、張伯英《法帖提要》，張宗祥《書學源流論》，諸宗元《中國書學淺說》，林志鈞《帖考》，沈尹默《書法論叢》，朱建新《孫過庭書譜箋證》，啟功《啟功叢稿》等。以資料叢輯著名的則有羅振玉《流沙墜簡》、《殷文存》、《三代吉金文存》，張鳳《漢晉西陲木簡匯編》，鄒安《周金文存》，吳大□《□齋集古錄》，祝嘉《書學史》，丁福保、周云青《四部總錄藝術編》,關百益《河南金石志圖》,趙萬里《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》，以及《故宮博物院藏歷代法書選》、《上海博物館藏歷代法書選》、《遼寧省博物館藏歷代法書選》。
自從清代乾嘉年間李味莊創立平房山房以來，1839年蔣霞竹的小蓬萊,1851年吳宗麟的萍花社書畫社,相繼成為中國書畫會的開端。其后，書法篆刻藝術的學術團體也應運而生，最著名的是1908年丁仁、王□、葉為銘、吳隱等人創辦的西泠印社。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學為宗旨,集拓印譜，影印歷代篆刻藝術作品,風行海內外，對發揚和研究中國書法篆刻藝術有著一定的影響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先后成立書法篆刻研究會,至1981 年，召開第1屆全國書法家代表大會并成立中國書法家協會，各省、市、自治區又先后建立相應的分會機構。
上述書法專業機構還先后創辦了《書法》、《中國書法》、《書法研究》、《書法叢刊》等雜志刊物。各種類型的書法藝術展覽（包括中日書法藝術交流展）亦頻繁舉行。這樣，書法界不僅結束了分散自流的無組織狀態，亦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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