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，書畫收藏界已把藏品的要求提高到真、精、新層面上。“新”，比較容易理解，它指作品品相的完好如新。如現藏上海博物館的清初大畫家吳歷作于康熙十五年的《湖天春色圖》，雖歷經300余年，至今仍紙本完好，墨色如新，堪為古畫“新”的佳例。而“真”與“精”在書畫鑒藏中，不免有人混淆，如有的人在鑒別真偽中，往往用藝術的優劣來論畫的真偽。如見到某一作品畫得“精”，即為其“真”，反之則認為是偽作。這種評判，在根本上有悖書畫鑒定“真偽第一，優劣第二”的基本法則。
　　所稱作品的“真”，是指該作品確實為署名者的手跡。而作品的“精”，則是對藝術成就所做出的評判。因此，兩者為完全不同的概念，即“真”屬客觀存在，不能以主觀去改變：“精”的優劣，屬藝術，存在著主觀上的差異，它會因鑒藏者的欣賞能力、視角、喜好等方面的不同而產生差異。因此，兩者之間并不具有必然的聯系，同時也可以看出“精”很難有一個明確的標準。譬如，已故畫家李可染曾自稱“廢畫三千”，假如把他的“廢畫”歸諸一般的畫家，也許就堪稱精品了。
　　然而，有些鑒藏者在以“精”為“真”中，還往往將尺幅大、畫面繁密、青綠重彩、工筆雙鉤之類的作品當作“精”的條件，這些與過去鬻畫潤格中以畫件尺幅的大小、畫科的不同、內容繁簡等論值類似。殊不知有不少作偽者就是以此來迎合這種心理，達到牟利目的。因此，在書畫鑒別中以“精”為“真”的認識是頗為不當的，它不符合書畫鑒別的辯證法。有關書畫真偽與好壞的關系，在鑒定界歷來有這樣兩句話：“真的不一定好，假的不一定壞”，說明了“精”與“真”的辯證關系。
　　因此，從事書畫鑒別，首先是辨其真偽，然后才能評其優劣。否則，如一件作品看上去畫得好，但卻是偽作，那么所謂的“精”也就沒有了意義。又如有些作品盡管草率疏簡，但確是真跡，因不“精”而認為是偽作，這也違背了客觀事實。所以評判一件作品藝術上的優劣，必須在對作品真偽鑒定之后，再根據作者的特長、風格演變等作具體的考察、比較，然后作出評判。誠如謝稚柳先生在《論書畫鑒別》中稱：“在真的尚未判定之前，批判優劣的階段就還未到來，兩者之間的程序，批判優劣，不可能不在認識書畫真偽之后。”如果將兩者的程序顛倒的話，就不免會產生錯誤。
　　當然，在書畫鑒定中也需要以作品的藝術水平，作為鑒定的輔助依據。鑒別真偽只有通過對作品本身的筆墨來認識，因為“繪畫之至是風格，形成風格是一幅畫的整體，形成畫的整體是技法，形成技法的是筆墨”（謝稚柳《鑒余雜稿》）。由此可見，鑒別真偽必須從考察筆墨入手，并通過對作品的時代風格、特征等來鑒別，惟此才能做出符合客觀事實的結論，在確保“真”的前提下再來求得“精”和“新”。